如您所见,这里只是一个后花园……

“我不想感动中国” 怪人卢安克

2010-06-04 作者: 萧东兮

2006年,当知道自己成为“感动中国”的候选人时,卢安克赶紧给评委会写了封信,“让他们别选我,我不想感动中国,只能是中国感动了我”。同年,官方以“需要有中国配偶”、“需要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四年以上”等理由,拒绝了卢安克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

德国人卢安克最近关闭了自己的博客。

“我不是本国人,还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,这使本国人有些难受。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,我不应该管留守儿童,但如果我放弃,我的学生们又很难过。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:不让外面的人知道,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。”

卢安克很想继续待在中国。卢安克的办法确实挺“两全其美”。卢安克不是第一次选择躲起来。卢安克是个“怪人”。

“这是个什么烂仔”

2001年7月,卢安克来到了广西省东兰县坡拉乡的建开村。这是一个不通电话、不通公路,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。他租下了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,作为办事处的新址。一次付清了两年的租金,每个月10块。

1999年,经广西外经贸委审批,卢安克成立了一个办事处,可以合法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,实践他的教育研究。

往更早之前追溯,卢安克第一次在中国扎根是1997年。那一年,他从德国汉堡艺术大学毕业,回到曾经留学过的中国,开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。这次支教的结果多少有些让卢安克尴尬,因为没有办下“就业证”,他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。

“这是个什么烂仔,把头发染成这颜色!”卢安克还记得村里老头第一次见到他时说的话。

这里的人爱打架,喜欢吃肉,但因为穷,又很少能吃上肉。卢安克平时就在学生家里吃饭。“吃红薯,也吃红薯叶,野菜有时也吃。竹笋刚出来时,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,其他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。”他每个月的生活开销不会超过100元。

山里的壮族人还好喝酒,家家酿米酒,天天有人喝醉。大人喝醉了,总是莫名其妙地去打小孩的头,“而这里的小孩子,早已接受了这种没道理的生活,习惯了被打”。

卢安克还发现村里人特别怕“闷”,而且也怕他“闷”。有学生在交上来的作文里写,他们“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”。村民随时可以进到卢安克的房间里,常常把他的东西搞乱。

当他一个人在山上,在野地里写书、散步,老乡就会以为他很闷,走过来跟他聊天,帮他解“闷”。

“我怎么会闷?”卢安克反问道,“我觉得,正是因为不喜欢思考,他们才会觉得闷。”他穿着一件宽大的运动服,是仿冒名牌,显得特别瘦削。当和人说话时,他整个身体都会前倾,一双银灰色的眸子专注地望着对方。

卢安克开始在村里上课的第一个月,屯里屯外的大人都跑来“看热闹”。卢安克在台上讲课,大人就在边上大声聊天。当他和学生们请求大人安静一些时,他们又说:随便一点嘛,我们都是本村人。“在我们教室里,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。”直到两个月后,人群才渐渐散去。

起初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。她们听不懂普通话,只会说壮话,而卢安克则刚好相反。帮忙翻译的大人常常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。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:“你们有什么想法?有什么梦想?”那人却自作主张地翻译成“你们都要坐在这里,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,你们要好好听他的”。或者干脆是,“看,卢老师多伟大,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,解决文盲问题,让我们村富裕起来。”
“我不是来扶贫的。”卢安克纠正道,“如果只是帮他们赚钱,村里的变化只会是: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。以前的任务没有了,又没有赋予生活意义的新任务,结果,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、越来越衰弱。”

卢安克前前后后在广西的山区里呆了十年。在山里住惯了的卢安克,去年回到德国时,已经不太适应自己家乡的生活了,吃东西拉肚子,费了好一些时间才适应过来。

孩子们很快就跟卢安克混熟了,他们喜欢一起扑到他身上跟他玩。时间久了,村里人也似乎忘记了他其实是个远道而来的老外,他们和他打招呼、聊天、开玩笑。每当有生人来找卢安克,孩子们都会大声介绍,“他是卢安克,我们都叫他老卢,老卢就是我的爸爸。”

“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,我也需要家。只是我的家(学校)比较大,我的孩子(学生)比较多。”

“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”

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:教育,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。

在当地,如果学生中考时每门功课不能超过90分,就上不了高中。“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,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。”卢安克显得有些无奈。

他不太容易袒露内心,看起来显得敏感而腼腆,对人总是充满善意,谈起自己的教育理念时,眼神中才有兴奋闪过。

卢安克教书从没领过工资,“我只做我感兴趣的事,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”。卢安克不仅不拿钱,还总被屯里人支去“要钱”。他们认为只要是卢安克去找县里领导,碍于他是个外国人,领导总能拨下些钱来。

有一天,屯里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修桥的钱。这一次,卢安克干脆让自己的学生画草图、搭模型、做实验自己先设计一座桥,但学生们却显得有些不情愿。

“我不理解,为什么我的学生,只希望我让他们做几亿人都已经找到答案的作业题,却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?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有结果,那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东西。我的学生,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,他们的生活才能改变。”

卢安克很坚持。随后,为了在实践中学习建桥的相关力学知识,他们用泥土、纸、铁等材料做出了各种模型,并画出了规范的,有结构比例的设计图。反复几次后,学生们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。
在一次练习做房子模型时,卢安克问:“这是我们的房子,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?”他让学生把整个村子的房子各归其位,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,这成了孩子们见到的第一张地图。第二天,他又领着学生上山,根据实际地形修改了之前的地图。

学生们向卢安克抱怨,村里其实没有路,人都在排水沟里走。卢安克领着学生先后共设计出三条小路,一条是雨天也能走的路;一条是适合水牛走的路,一条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。

卢安克的哥哥卢安思被这个方案打动了,马上拿出2800元人民币要实现这个学生的计划。“假如先有了钱,我们很难会有这样的设计。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,后有办法。”卢安克说。

他们在村里贴出了一份告示,要亲自修路了。卢安克的学生因为是小路的设计师,在村里感到特别荣耀。他们第一次为实践课紧张起来,忙着补习之前他们说没用的功课。

这时,卢安克教数学,学生接受得特别快,很快就算出了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、多少沙子。

“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,学生问:下午我们不上课吗?他们还不懂,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,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,这些都是我们的课。”

这个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吃肉、不赌博、不恋爱的德国人,曾经对隔壁村的小学老师说,“做到别人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,我就有了价值。”

“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”

卢安克和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一样,从小性格孤僻,不愿多与人接触。周围的孩子对他们并不包容,两兄弟常在同龄人的眼光中感觉到羞涩和自卑。

为了兄弟俩的健康成长,他们的父亲放弃了收入优厚的工程师工作,选择了去华德福学校当一名老师,并用华德福的教育理念培养孩子,使兄弟俩受益匪浅。

华德福教育(Waldorf Education)是由德国教育家鲁道夫·施泰纳创立的一个已有80多年历史的教育体系,强调从头、心、手整体出发,培养和谐完整的人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·贝娄曾说过:“如果我有一个学龄的孩子,一定送他去华德福学校学习。”

念大学时来到中国农村的卢安克发现,中国农村的孩子更需要华德福式的教育。“由于农村孩子可以借助的力量较少,也能更容易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教育的实际作用”。

从前,卢安克的父母对他也有一些传统的期望,有好的收入,医疗保险,自己的房子,生活的环境美好舒适,不用受苦。

退休后的卢安克父母每天清晨准时起床,吃完亲手准备的早餐后,再听上一段古典音乐。然后老两口会结伴去教堂祷告,有时也会和教友们聊聊卢安克在中国的点点滴滴。

“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,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,会让我失去理想,于是他们选择了放弃。这给了我自由,让我能做一些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。”卢安克说。

一个学生曾对卢安克说:“我一方面觉得你像大人,另一方面又像小孩。”卢安克回答:“如果成熟意味着对理想的放弃,我不愿成熟。”

孩子一年年长大,一批批离开学校。有些孩子因为进入初中后,表现“糟糕”,学校拒收他们。“他们也不喜欢被讨厌,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定下来了,我希望人们对这些孩子的看法能够改变。”卢安克说。

卢安克渴望改变,但他是一个人,面对的是一个群体,还有这个小山村,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和习惯。

每当有学生毕业,卢安克会让他们每人写下一句话,再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,这样就成了一首歌。卢安克认为“创造本来就是乱来”。

“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……好汉不需要面子……”一个平时总在卢安克身边爬上爬下最皮的孩子写道,“我们都不完美/但我愿为你作出/不可能的改善”。这是他专门写给卢安克的。

卢安克还是会怀念德国,“那是另一个世界,是我的另一条生命”。二十多岁时,他曾是德国一家帆船俱乐部的会员,来中国前,他把那艘打工挣来的二手帆船卖掉了,之后十几年都再没碰过帆船。

“我只想做好我自己的事”

如果不是卢安克坚决不从,他很有可能成为2006年“感动中国”的年度十大人物之一。当时,他已被列入候选人名单,知道此事后,卢安克赶紧给评委会写了封信,“让他们别选我,我不想感动中国,只能是中国感动了我”。

同年,卢安克的中国居留证到期,为了方便留在中国继续他的教育实践,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。

不出意外,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,官方给出的理由是,“需要有中国配偶”、“需要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四年以上”等。有一些媒体为卢安克打抱不平,他反倒心平气和,觉得事情也没那么严重。当关于他的争论还未结束,他便默默离开了广西,回到德国。“我只想试一试,不行就算了。”八个月后,他再次返回中国,蛰伏这个西部省份的穷困山村。

卢安克曾经被南非前总统的一段话深深触动:“如果你隐藏自己,不敢让别人看到你如何做着自己喜欢的事,别人就会认为,他们也不能做到。但如果你让他们看见,就等于允许他们像你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,就等于解放了他们的愿望。这也不是说要让他们去做和你一样的事,而是让每一个人都做最适合自己,自己最希望做的事。”

随后,他便于去年底接受了中央电视台《面对面》节目组的专访。当观众被这个德国人的所言所行触动时,“躲记者”便成为了卢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他甚至“很害怕去感动别人,媒体会把我塑造成名人,我只想做好我自己的事”。

卢安克对许多报道不满意。“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,这有什么用?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研究教育的东西。”

卢安克也躲中国女孩。

起码有十几个女孩曾跑到大山里,主动表示想要嫁给他,有的甚至租下民居,一住就是几个月。为了避免碰见她们,卢安克就躲到大山的更深处。他的一位朋友说,“他的性格太冷静,心动的感觉往往瞬间即过。”

对于爱情,他的困惑是,一个人怎么可能完全属于另一个人。他说过,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,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是属于自己的。

但卢安克认为,村里的孩子是属于他的,这种“属于”之所以能区别于爱情,是因为学生走了,“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,没有什么依赖的”,但爱情不是。

卢安克今年四十二岁了。在广西的农村里,他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。他还没有家,没有房子,没有孩子。他光着脚穿双球鞋,因为那里都买不到45码大的袜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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